G20变成了“G19+1”？

    仅仅两年时间，G20的议题似乎被彻底颠覆。
    两年前，华盛顿峰会讨论的问题是钱太少，如今的首尔峰会，问题则是钱太多。
    几个月以来，G20首尔峰会的准备工作，都无法偏离一个主题：汇率战。G20的议题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货币缺口，演变为今朝的货币泛滥。
    金融危机的肇始国美国，也突然从被“救助”的对象，演变为炮轰的靶子，G20开成了G19+1。
    “G20应当注意的是，美联储不需要与任何国际机构协调QE1,QE2这样的货币政策。这是国际框架中的一个主要漏洞”，Bruegel研究员Vito Tanzi分析说。
    伴随着金融危机而生的G20峰会，已然走过一个轮回。这一因危机而起的议事模式，当何去何从？
   
    G20的变与不变

    1970年代，美元危机之下的美国推动七国集团成立。随后20多年间，G7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发挥着核心作用。
   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各国经济遭重创，力不从心的G7主动提出召开G20峰会，于是有了是年11月的G20华盛顿峰会。
    当世界经济还处在风暴眼中时，华盛顿和伦敦G20峰会推动了各国刺激经济的力度，联手进行财政扩张活动，承诺到2010年底推出总额达5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；同时维持扩张性货币政策，恢复金融系统的正常信贷流。
    在华盛顿和伦敦的两次努力是G20所作出最富有成效的行动。
    但当匹兹堡峰会召开时，各种经济数据呈现出乐观态势，各经济体由于经济复苏步伐不一致，G20内部矛盾开始初现。
    美国开始警告各国全面复苏路程尚远，不应过早撤出经济刺激政策；而作为欧元区则同意立即退出不现实，但应尽早制定“退出政策”，以防财政赤字上升和螺旋式通货膨胀的发生。
    到了多伦多，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刺激下，欧美，尤其是德国与美国的分歧更加激烈。美国呼吁各国应继续刺激经济，而德国则主张将财政稳健列为更重要目标。“德美分歧主导了多伦多峰会，让人感觉好像回到了G8时代”， Jean Pisani-Ferry说。
    第五次G20首脑峰会则于11月11日和12日在韩国首尔召开。这是G20首次在新型经济体召开，首次在G8之外的国家召开。
    在首尔峰会上，备受声讨的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则凸现了G20经济的难题：央行行为的协调。各国央行一向以独立决策为标杆，独立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压力。然而重要如美联储、欧洲央行，其政策通常都会产生溢出效应。
    从近三年的G20议题可以看出，无论如何争议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、金融体系改革，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是历次G20峰会的三个大方向，但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而有所侧重。

    G20决策与执行可分离

    多伦多峰会曾被认为是G20发展的一个拐点。德国与美国在当届G20峰会上激烈交锋，让人又回想起G8时代。
    更重要的是，在共同宣言中，以往的共识骤减，而更像是各国的立场罗列。例如在最为关键的“缩减开支还是继续刺激”的争议上，奥巴马呼吁各国继续刺激经济没有得到响应；欧洲希望将财政稳健提升到与经济增长并重的位置；而中国则表示各国须审慎把握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、节奏和力度。
    因此多伦多峰会被解读为，各国合作应对危机急迫性的动机已失，全球经济治理再次沦为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。
    “G20虽然在效率和执行力上存在问题，但如果没有它，世界经济现在的情况会糟糕得多”。Jean Pisani-Ferry对记者表示。
    他进一步解释说，G20提供的是一张安全网，保证各国政策“不过界”，否则将受到其他国家的集体压力，“正因为存在G20，才能让世界没有重蹈1930年危机的覆辙”。
    “各个经济体都有各自对G20的需要。”位于布鲁塞尔的经济智库Bruegel主任Jean Pisani-Ferry对本报记者分析称，这是一个在现有经济体系下，各国的决策者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进行沟通和磋商，避免某个经济体的经济政策跨界的“安全网”。

    11月10日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参加“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”研讨会上也承认G20的作用，他表示G20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加强金融监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，“我们期待巩固G20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地位，确保G20机制在健康轨道上向前发展，积极推动建立公平、公正、合理、有序的国际新秩序”。
    下一届G20主席国法国已经将设立G20秘书处列为主要议程，意在增加G20的执行力。萨科齐已经押宝在明年的G20上，希望借积极推动取得成果，来挽回他在国内急转直下的支持率，为2012年的总统大选加分。
    然而同样来自法国的Jean Pisani-Ferry对此设想并不感冒。他认为G20是一个由各国政府首脑参加的峰会，作用是勾勒宏观政策方向，“而在各个领域有专门的具体执行机构，有IMF，有世界银行，有WTO，这些应该是在大方向下具体操作的机构。”
   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也认为，“G20可以直接要求国际机构提供一些报告，例如国际清算银行提交的关于全球金融监管的报告，即《巴塞尔协议III》。我觉得这突显G20在今天全球治理方面的重要地位”。
    张宇燕将G20比喻成当今世界20个大股东组成的董事会，可由董事会负责做出重大决策，特别是一些政治决策，之后由IMF等具体机构负责执行落实。

【21世纪报】